记得学习宋濂二三是文言文翻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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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
宋濂，字景濂。性诚谨，官内延久，未尝讦人过。（帝）间召问群臣臧否，濂惟举其善者曰：“善者与臣友，臣知之；其不善者，不能知也。”主事茹太素上书万余言。帝怒，问廷臣，或指其书曰：“此不敬，此诽谤非法。”问濂，对曰：“彼尽忠于陛下耳。陛下方开言路，恶可深罪。”既而帝览其书，有足采者。悉召廷臣诘责，因呼濂字曰：“微景濂，几误罪言者。”于是帝廷誉之曰：“朕闻太上为圣，其次为贤，其次为君子。宋景濂事朕十九年，未尝有一言之伪，诮一人之短，始终无二，非止君子，抑可谓贤矣。”
译文
宋濂的性格比较诚实谨慎，他在内庭做官很长时间，从来没有在背后指摘过别人的过错。他的居室署名叫做“温树”，如果有客人在谈话时问起了他禁忌的话题，他就指给客人们看，表示不愿谈论此事。
一次他和客人一起饮酒，高祖秘密的派人去侦查他的行动。第二天，问昨天有没有喝酒，都请了哪些客人，吃了些什么食物，就一一照实情回答。满意的笑道：“说得不错，看来你没有欺骗我。”
朱元璋有时候会把宋濂叫来，问他大臣们最近都有哪些功过得失，宋濂只列举那些品行好的人汇报，他说：“那些品行好的人和我交往，所以我了解他们；而那些品行不好的，我不和他们往来，所以我也没法了解他们。”
一次，主事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奏折，惹得朱元璋大发雷霆，于是就问大臣们如何处理，有人指着他上的奏章说：“这份奏章的内容对陛下不尊敬，是诽谤陛下，是不合乎法度的。”朱元璋又问宋濂的意见，宋濂答道：“他是对陛下尽忠啊，如今陛下刚刚广开言路，不可重重的处罚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。”过了一会，朱元璋浏览了一下这份奏章，觉得其中有值得采纳的意见。于是朱元璋便把大臣都召集起来，训斥了他们一顿，并叫着宋濂的字（表示亲近和赞赏）说：“要是没有景濂，我几乎就错误的处罚了敢于直言的人啊。”于是朱元璋在朝堂上表扬宋濂说：“我听说第一等人是圣人，其次叫做贤人，再其次就是君子。宋景濂为我工作了十九年，从来不曾说过一句假话，从来没有背地里议论过一个人的短处，自始至终言行一致，从无二心，这不只是君子的风范，更可以称作是贤者了。”
注释
[1]嗜：特别爱好，喜好。
[2]无从：没有办法。
[3]致书：得到书，这里是买书的意思。
[4]假借：借。“假”也是借的意思。
[5]弗之怠：即弗怠之,不懈怠,不放松抄书.“之”是“怠”的宾语，指“笔录”这件事。
[6]走：跑。
[7]逾约：超过约定的期限。
[8]加冠：古时男子二十岁举行加冠(束发戴帽）礼，表示已经成年。这里即指二十岁。
[9]患：担心，忧虑。
[10]硕师：才学渊博的老师。硕，大。
[11]尝：曾经。
[12]趋：奔向。
[13]先达：有道德，有学问的前辈。
[14]叩问：求教。叩，问。
[15]德隆望尊：道德高，声望重。
[16]门人弟子填其室：学生挤满了他的屋子。门人、弟子，学生。填，塞。这里是拥挤的意思。
[17]辞色：言语和脸色。
[18]援疑质理：提出疑难，询问道理。援，引，提出。质，询问。
[19]俯身倾耳以请：弯下身子，侧着耳朵（表现尊敬而专心）请教。
[20] 叱咄：训斥，呵责。
[21]至：周到。
[22]复：这里指辩解。
[23]俟：等到。
宋濂介绍
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，与刘基、章溢、叶琛同受朱元璋礼聘，尊为“五经”师。洪武初主修《元史》，官至学士承旨知制造。后因牵涉胡惟庸案，谪茂州，中途病死。著作有《宋学士文集》、《孝经新说》、《东阳马生序》等。
明初朱元璋称帝，宋濂就任江南儒学提举，为太子（朱标）讲经。洪武二年（1369），奉命主修《元史》。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、知制诰。洪武十年（1377），以年老辞官还乡。后因其长孙宋慎牵连胡惟庸*案，全家流放茂州（现在四川省茂汶羌族自治县），途中病死于夔州（现在重庆奉节县）。
宋濂是“***文臣之首”。他坚持散文要明道致用、宗经师古，强调“辞达”，注意“通变”，要求“因事感触”而为文，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比较充实，且有一定的艺术功力。
有明一代，开私家藏书风气者，首推宋濂。
宋濂藏书始於青年时代。当时，他因元末战乱迁居浦江，於青萝山中筑室读书，因名其楼为“青萝山房”。兵祸之后，官私藏书毁损严重，而宋濂因隐居山中，仍能坐拥书城。明祁承汉《澹生堂藏书红》说：“胜国兵火之后，宋文宪公读书青萝山中，便已藏书万卷。”清载殿泗《风希堂文集》卷二《宋文宪公全集序》则说宋濂“始自潜溪徒浦江，得卷氏藏书之富，首推宋濂”。
宋濂藏书之精华，有少数流入清人之手。如北宋本《长庆集》，先后为钱曾、黄丕烈、潘祖荫所藏。《百宋一廛赋》：“庐山《长庆》，见取六丁；金华太史，独著精灵。”注：“《长庆集》北宋时镂版，所谓‘庐山本’者。庚寅一炬，种子断绝，唯此金华宋氏景濂所藏小宋本，*记宛然，古香可爱，推稀世珍。”又有宋本《春秋经传集解》、《史记》等流入清宫内府，《天禄琳琅续编》有记。宋濂还曾藏有宋刊《事林广记》，后归广东丁日昌，《持静斋书目》著录。
道统文学观由来已久，但这里也有区别：以韩愈、欧阳修为代表的唐宋古文家，在理论上主张“文以明道”，强调“文”的工具性，但并不轻视“文”；宋代理学家看到他们的不彻底性，于是提出“文道合一”甚至“作文害道”的论点，以防文人在“道”之外又受“文”的诱惑。宋濂的文学思想便是沿着理学家的极端观点。在《文原》一文中，他强调了文“非专指辞翰之文”，而是道的“象”即显现，文与道相始终，道在哪里，文亦在哪里。在其他文章中，宋濂也反复提出“文非道不立，非道不充，非道不行（《白云稿序》）；“文外无道，道外无文”（《徐教授文集序》）。
以这种理论批评古代作家，就显出非常偏狭的态度。如在《徐教授文集序》中，宋濂公然提出孟子死后，“世不复有文”；贾谊、司马迁所得的仅是“皮肤”，韩愈、欧阳修所得的也仅是“骨骼”，只有到了宋代几位大儒，才“得其心髓”，才算得上“六经之文”。至于明显不合“温柔敦厚”标准的各种文章，在宋濂看来，更是“非文也”。
“文道合一”论是一种受*支持立场，这一点可以由《元史》的体例得到证明。自范晔《后汉书》分立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两传，以区分经学之士与文学之士，后代官修正史多沿袭之。《元史》却取消了这种区分，单立《儒林传》，认为“经艺文章，不可分而为二”，“文不本于六艺，又乌足谓之文哉！”《元史》是奉朱元璋诏命修撰的，这样做当然迎合了他的意思。在朝廷正式支持下，这种理论必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。
宋濂的文集中，大量充斥着美化、歌颂明初统治集团上层人物及表彰贞节妇女的作品，这大概就是他的“道统”文学的集中表现。但历史已经获得的进展，即使用强力去扭转，也还是有困难。所以，就是在宋濂身上，也还是存在两面性。
宋濂在元末与杨维桢交谊甚笃，明初杨氏去世后，他为之作墓志铭，对杨的`文学才能和成就推崇备至，甚至以相当宽容的语气描绘其晚年“旷达”和“玩世”的生活情态，这和他的严厉的理论颇不谐调。他另外还有一些散文，对生活实际比较尊重，因而在宣扬某种道德观念的同时，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。如《王冕传》，写出一个元末“狂士”的精神面貌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，颇有情趣：
王冕者，诸暨人。七、八岁时，父命牧牛陇上，窃入学舍，听诸生诵书。听已，辄默记。暮归，忘其牛。或牵牛来责蹊田，父怒，挞之，已而复如初。母曰：“儿痴如此，曷不听其所为？”冕因去，依僧寺以居。夜潜出，坐佛膝上，执策映长明灯读之，琅琅达旦。佛像多土偶，狞恶可怖。冕小儿，恬若不见。
又如《鹿皮子墓志铭》详细介绍陈樵“屏去传注，独取遗经”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，《竹溪逸民传》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，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，都写得较出色。《送东阳马生序》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，也很真实动人。
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，少作铺排渲染。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，也能写得相当秀美。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，可以看出变化，不是那么僵板。总的说来，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，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，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。
对于宋濂来说，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“大儒”，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“文人”（见《明史·桂彦良传》）。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，已不能够允许有“大儒”——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，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。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，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