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学习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
法家思想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——法家提出的思想，其范围涉及法学、经济学、金融、货币、国际贸易、行政管理、组织理论及运筹学等。那么法家思想在现实中有这怎样的意义?下面就是给大家整理的一些相关资料，欢迎参阅!
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
首先，先秦法家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[ 司马迁：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，中华书局2005年版，第2487页。
]和“立公弃私”的法治观，能够为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*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。
全面依法治国，要求法律具有绝对权威、至上性地位和据此产生的支配性效力。
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，就是强调宪法和法律在社会治权结构中的绝对性支配地位，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，以宪法和法律为最终行动准绳。
法治能否实现，关键是政府权威服从于法律的权威，任何国家机关、武装力量和社会团体和政*(包括执政*)，都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，任何公民(包括国家机关公职人员)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，
反对存在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行动，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。
西哲柏拉*就曾在其晚年指出：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，没有权威，我敢说，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;然而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，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，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。
”[[古希腊]柏拉*：《法律篇》。
转引自《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，第25页。
]在法律享有绝对权威这一点上，先秦法家思想和西方主流哲学是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的。
先秦法家思想文化的核心主张，就是“以法治国”，“任法而治”。
在先秦法家看来，法治主张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，一断于法”，这就内在地要求对统治权力必须予以必要的法律约束和控制。
必须任何人，包括君主，都应当服从作为公义的法律，因为“令尊于君”，所以“不为君欲变其令”[ 《管子·法法》]，最终实现“立公弃私”。
而当下执政*提出全面从严治*，坚决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权威，重申执政*的行动不能超越于宪法和法律的框架，强调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。
这些主张都与法家的基本思想存在实质上的共通性。
与此同时，法家强调法律的明确性和稳定性(商鞅指出“立法，必使明白易知”[ 《商君书·定分》]，韩非子强调法治必须“易见”、“易知”和“易为”[ 《韩非子·用人第二十七》])、
主张维护法律的统一(“法莫如一而固”[ 《韩非子·五蠹》])等主张，对于当下全面推进法治建设，落实依法治国、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法治建设目标，以及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其次，法家的改革发展观，能够为当下全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智识支持和历史镜鉴。
改革发展是当下中国政治的首要主题。
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和建设富强、民主和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根本动力。
当下中国正在处于历史发展的新阶段，面临着无限的机遇，但同时也面临着着一系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，如国际地缘政治斗争日益复杂、国内地区发展不均衡、城乡二元结构仍未彻底打破、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、
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、人口老龄化加剧、产业结构的不合理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、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诸多约束、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加剧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，以及改革红利并未遍及全民等，
都制约着中国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，从而制约着“中国梦”的实现。
因此，有必要反思和重视先秦法家“不法古、不循今”、“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”的改革变法观。
先秦法家的变法实践辨明，为了实现“国富”、“兵强”和“统一天下”的政治战略目标，必须凭借政治自信，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，冲破思想观念和体制上的束缚，打破利益固化状态，全面深化改革。
***同志早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，就旗帜鲜明地指出，要以“三个有利于”来作为判断工作得失的标准，即：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、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、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。
这种政治判断，无疑符合并发展了先秦法家关于“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;苟可以利民，不循其礼”的改革变法主张。
而当下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，也应该批判性继承和发展先秦法家的改革观，进一步解放思想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，增强社会活力，为实现“中国梦”提供强大动力。
法家思想的作用
法布于众
法要“布之于众”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，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，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，并做到公布于众，并争取做到“家喻户晓”。
韩非强调：“法者，编著之*籍，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”。
法之所以公布，其目的有二：一是“使万民知所避就”，能以法律自戒，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，防止罪犯法外求情。
依法办事
要严格依法办事，维护其权威性。
法家坚决反对在“法令”之外讲仁爱、道德，韩非子明确指出：“明其法禁，察其谋计。
法明，则内无变乱之患;计得，则外无死虏之祸。
故存国者，非仁义也。”他认为，“任法而治”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，以免“人存政举，人亡政息”。
正所谓“废常上贤则乱，舍法任智则危。
故曰：上法而不上贤。”
刑无等级
法家认为，法一旦颁布生效，就必须“官不私亲，法不遗爱”，君臣要“任法去私”。
强调“法”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，乃“尺寸也，绳墨也，规矩也，衡石也，斗斛也,角量也，谓之法。
”形象说明了“法”的客观性和稳定性,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，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。
所谓“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”，“法不阿贵,绳不挠曲”，“刑过不避大臣，赏善不遗匹夫”，皆体现了法家公平***的决心。
保持法律稳定
“壹法”、“一尊”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、立法权，并保持法的稳定性，即:“壹法”、“一尊”。
“法莫如一而固”，“一”指的就是“法”的内容，不能“故新相反，前后相悖”，“固”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，“朝令夕改”只会是亡国之道，这也反映了战国末期，法家从“变法”到“定法”的立场之转变，
只有“政法独制于主”，才能保证“政不二门”，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。
法家思想的局限性
春秋战国时期，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，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，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，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，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，
一直被沿用至今，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 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。
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，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、文化、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，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。
法律绝对
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。
比如涉及人们思想、认识、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，因为人是理性的动物，他有自己的是非善恶评价标准，而这些东西用法律强制，只能促成逆反心理。
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，不宜采用法律手段，而应用道德来约束，给人们一个自我约束的空间。
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法自君出
法家认为“权制断于君则威”，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(国家)手里，臣下不得行使，建立起一种“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”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。
皇帝本人则凌驾于法之上，超越于法之外。
至秦始皇时更加刚戾自用，法完全成了君主实现个人欲望的工具。
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，是可怕的，《史记·秦始皇本记》记载：“上乐以刑杀为威，天下畏罪持禄，莫敢尽忠。
上不闻过而日骄，下慑伏谩欺以取容。
秦法，不得兼方，不验，辄死。
然候早气者至三百人，皆良士，畏忌讳谀，不敢端言其过”。
法家“不别亲疏，不殊贵贱”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。
但在封建专制社会，一切用法来衡量和判断，是很难做到的。
那些权贵是不会甘心受法律约束的，所以法家代表人物，如楚国的吴起、秦国的商鞅，最后都为变法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，法家的目标是富国强兵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，法家认为是农战，但法家认识到“民之内事，莫苦于农，民之外事，莫难于战”。
农事之苦，战事之难是推行农战的极大障碍，那么如何驱民耕战昵?法家认为，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，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，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，克已之难，以赴耕战,只有人民努力耕战，国家才会强盛。
在法家看来，富国与富民，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，二者不可兼得，商鞅说：“民弱国强，国强民弱，故有道之国，务在弱民。
法家的“强国弱民”理论上，体现了国家与人民的权利义务界限问题。
在这个问题上，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力而缩小人民的利益，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。
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，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，而会起来夺食，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，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。
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。
“刑用于将过”
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，就应处以刑罚。
《商君书.开塞》说：“刑加罪所终，则奸不去，赏施于民所义，则过不止，刑不能去奸，两赏不能止过者，必乱。
故王者刑用于将过，则大邪不生;赏施于告奸，则细过不失”。
就不应定罪处罚。
因此，处罚“将过”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。
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，给予同样的刑罚，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。
此外，法家这种“刑用于将过”的理论，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，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。
思想概论
反对礼制
法家重视法律，而反对儒家的“礼”。他们认为，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，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，这是很公平的，正确的主张。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，不公平的。
法律的作用
第一个作用就是“定分止争”，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。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：“一兔走，百人追之。积兔于市，过而不顾。非不欲兔，分定不可争也。”意思是说，一个兔子跑，很多的人去追，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，却看也不看。这不是不想要兔子，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，不能再争夺了，否则就是违背法律，要受到制裁。
第二个作用是“兴功惧暴”，即鼓励人们立战功，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。兴功的.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，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。
性论评价
法家认为人都有“好利恶害”或者“就利避害”的本性。像管子就说过，商人日夜兼程，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，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。打渔的人不怕危险，逆流而航行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，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。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，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：“人生有好恶，故民可治也。”
历史观
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，主张锐意改革。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，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，既不能复古倒退，也不能因循守旧。商鞅明确地提出了“不法古，不循今”的主张。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，提出“时移而治不易者乱”，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。
治国方略
商鞅、慎到、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、重势、重术，各有特点。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，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。法是指健全法制，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，要独掌军政大权，术是指的驾御群臣、掌握政权、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。主要是察觉、防止犯上作乱，维护君主地位。
表现性质
法家被认为只是在战国时期才发挥其历史作用。其实不然,中华其后二千年的政治表现都可以看到法家所表现的重要作用,其中最为显然的就是吏治。中华所谓的法治其实是强意志理论。法家的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,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。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，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“法”精神的律治，着重于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，从而助长了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，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。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，古代中华的人的权力被极大的压迫。而且人民也有被压迫的意识，使得中国的国民性极其的淡漠，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。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所刻意打造的，也是它对政治建设的最大功绩。可惜它是反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