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学习杜牧的狂傲与轻慢
在平凡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，大家对古诗都再熟悉不过了吧，古诗言简意丰，具有凝炼和跳跃的特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什么样的古诗才经典呢？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杜牧的狂傲与轻慢，仅供参考，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。
杜牧在唐晚期生活，是个风流才子。下面是杜牧的狂傲与轻慢，和一起来看一下吧。
与李商隐齐名的杜牧，官宦世家，自称“家住城南杜曲旁，两枝仙桂一时芳”;两枝仙桂可能是暗喻其宰相祖父和26岁中了进士的杜牧本人。无奈寺院僧人不知杜牧何方神仙，弄得杜子极其扫兴，悻悻然题诗如斯：“老僧都未知名姓，始觉空门气味长”。狂傲得很。杜子仕途，无多坎坷，因此笔下也没什么沧桑感。一生诗赋，两大主题;一是感慨江山，一是唏嘘女人。别看杜子下笔狂傲，骨子里却是以无知填底的。既不懂天下兴亡之奥义，又茫然于女人之辛酸。
杜子最有名的感叹兴亡之作，无疑是《阿房宫赋》。此赋居高临下，文采飞扬，端的是将亭台楼阁尽收眼底。其实，不过是抨击“秦爱纷奢”的政治正确文章。按照杜子的观点，秦皇是因为纷奢才导致了如此下场：“独夫之心，日益骄固。戍卒叫，函谷举，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!”最后，得出结论如斯：“灭六国者六国也，非秦也。族秦者秦也，非天下也。”有道是：
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;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。
秦亡的原因，纷奢只占很小的比重。倘若能够假设秦皇只要不纷奢就可以千秋万代，那也太搞笑了。所谓纷奢者，用今人今语言之，腐败也。若要考察秦亡原因，制度造成的独裁比纷奢更重要;更为深层的原因，当然是支撑秦制和暴政的商鞅军国主义以及韩非、李斯的权术帝王术。当然，非要杜牧明白这类道理，不免有苛求之嫌。想要指出的只是，杜牧的不暇自哀之说，是相当肤浅的。就算此说意在劝谏当朝皇帝，也是站不住脚的。晚唐的政治危机主要在于，王室相残，宦官弄权。顺宗猝死，宪宗遇害，都与此有关。这类权斗，通常为王朝政治在所难免;与当朝风气的纷奢与否，关系不大。但诗人也罢，后世的清流也罢，都喜欢做道德文章，将王朝衰败归结于道德风尚如何败坏。一如后世寅恪先生认为唐朝重文才的科举之盛，“极于德宗之世。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，自贞元以后，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。”而这，刚好就是杜牧在《感怀诗》中所说的：“至于贞元末，风流恣绮靡。”杜牧《感怀诗》从唐初说起，总结唐朝政治的经验教训所在，其大致见解，与《阿房宫赋》如出一辙。这类赋，这类感怀，说得好听点是伤史忧时，说得难听点就是说说风凉话而已。这就好比看着邻家败落，然后幽幽然地告诉世人，这都是这家人自找的，怨不得别人。
一般说来，大凡王朝盛世都会因为繁华而导致所谓的纷奢，或者说风流绮靡。这与其说是政治败象，不如说是经济文化兴盛的标记所在。唐朝有开元、天宝年间的盛世气象，西方有古罗马的繁华似锦，又有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城邦景观;现代西方更是有十八世纪的巴黎，二十世纪的纽约。这都不是耻辱的象征，而是光荣和梦想的历史地标。政治理当在政治层面上谈论，而不能动辄归结为道德因素。在道德层面上考究政治乃中国儒家哲学的历史文化盲点。杜牧未能免俗。再说了，杜牧在谴责绮靡的同时，自己也活得绮靡得很。
盛唐诗家杜甫虽然也持同样的政治正确立场，但从来不把政治和女人混为一谈。杜牧的俗气在于，就是喜欢在谈论政治的时候，掺入女人元素。或者是遐想式的，或者是评议式的，甚至意***状的。《赤壁》属于第一类，遐想。
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
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凭吊三国赤壁，竟然以深锁二乔作结。真不知杜子遐想历史遐想到哪里去了。更让人不以为然的是，从这首凭吊历史的诗作中，看不出诗人有什么不同凡响的史论史见。同为晚唐诗家，皮日休的`《汴河怀古(其二)》，就有自己的见解在其中：
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
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?
不管世人是否认同，皮日休不以成败论隋炀帝，并且肯定其开通大运河之功，史见史识颇有不随波逐流的卓尔不群气度。杜牧一身官气，老三老四的指点江山，非但说不出什么像样的见识，而且动辄就从江山转到女人身上。《泊秦淮》当属第二类：
烟笼寒水月笼沙，夜泊秦淮近酒家。
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。
要说到亡国的责任，就算皇帝不承担，也轮不到商女来担当，那么众多的大臣士子更不用说军官武夫，养着干嘛的呀?当然，更无耻的是后世众多的权男传诵者，仿佛亡国都是女人的过错，跟权力男人毫无关系。世人从这首诗里学会了在国家存亡关头如何取笑女人的本事，从而养成把亡国罪责推诿给女人的恶习。红颜祸国，商女不知亡国恨，云云。就像粗鄙的村夫在外面吃了瘪，回家使劲揍老婆。权男杜牧在这首诗中的嘴脸，与村夫的粗鄙，半斤八两。杜子的《过华清宫绝句》，似乎属于第三类：
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。
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
《叹花》
这首七绝表面上是讽喻玄宗贵妃的纷奢，下意识里却是对深藏于绣成堆里的那位贵妃娘娘的遐想和意***，一如其《赤壁》诗之于铜雀深锁二乔的窥探。杜牧的诗才不低，通常将这样的欲念隐藏得很深。但是，只消琢磨一下这首《叹花》，便可知杜子之于女人的欲念之重，绝对不下于大大咧咧的白乐天。
自恨寻芳到已迟，往年曾见未开时。
如今风摆花狼藉，绿叶成阴子满枝。
前两句猛泻花尚未开时不曾摘花的气急败坏，后两句是面对人家生米已成熟饭的恨恨不已。花已狼藉，后悔已晚，遗憾无益。倘若说前两句是欲望没能满足的愤恨，那么后两句全然转为面对狼藉之花的冷酷。“绿叶成阴子满枝”的潜台词是，昔日豆蔻，已然报废。在僧人面前狂傲不已的杜牧，在女人面前是了无温情的。
一般的文人艳诗艳词，通常是诗男词男情不自禁地流露与所爱在一起的享受或者温馨。但杜牧从来不做这类蠢事，从来不向世人表露跟女性在一起的真实感受，而是将笔端聚焦于自己没有得到的女性。不知李商隐是否看出了杜牧的这种品性，所以会赠诗如此：“刻意伤春复伤别，人间惟有杜司勋。”
“刻意伤春复伤别”，可谓杜牧女人诗的绝妙概括。无论是《张好好诗》《杜秋娘诗》，还是《叹花》，乃至《赤壁》之中的“铜雀春深锁二乔”，甚至《过华清宫绝句》里的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，皆如是。
《张好好诗》《杜秋娘诗》皆诉诸五古长歌。这两位女子都是杜牧想要而不得的美人，虽然生活中与杜牧的间距略有远近，但在情感上与杜牧的相隔，相差无几。锁在铜雀中的二乔是很虚幻的，但这两位却是杜牧的平生所遇。仿佛离杜牧很近，唾手可得;其实却离杜子很远，当杜牧能够接近她们的时候，都已然徐娘，并且落魄潦倒得不成模样。因此，杜牧一方面为自己没能得到天仙般的美人而嫉恨，一方面又乐得以旁观者的冷漠，向她们施以居高临下的同情，亦即杜牧诗中所言：“因倾一樽酒，题作杜秋诗。愁来独长咏，聊可以自贻。”相比之下，杜牧之于张好好的情感似乎略多一些，“洒尽满襟泪，短歌聊一书。”但骨子里都一样，聊自贻，聊一书，没什么区别。世人有说，无聊才读书;这在杜牧却是无聊才作女人诗。仔细对比这两首女人诗，实在看不出杜牧有多少情感寄寓其中。杜牧的女人诗当中，惟有《叹花》比较浓烈，但不是挚爱，而是得不到的恨恨不已，就像得不到美玉之类的宝物一般。这个来自官宦世家的晚唐官宦，骨子不过是个食色动物罢了，其女人诗充满毫无人情味可言的冷漠。
可能也是因为那样的冷漠，故而对僧人、寺院，毫无感觉，乃至轻蔑。看看这首《江南春》：
千里莺啼绿映红，水村山郭酒旗风。
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。
寺院与酒家，没什么两样。酒家尚有酒旗迎风飘拂，寺院却被烟雨全然掩没。在杜牧这种轻慢面前，那个谏迎佛骨的韩愈反倒显得可爱起来。韩愈太傻，杜牧太浮，用上海话说，太***。傻人可爱，浮人可憎。
当然了，杜牧的诗才是必须肯定的。只要杜诗不涉及政治或者女人或者政治加女人，就会变得好看起来。比如这首著名的《山行》：
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
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
很好看。仿佛是王维写的一般。不过，王维笔下的景色再空灵也充满人情味。即便是“空山不见人”，也会是“但闻人语响”。这可能是杜牧诗作所不具备的。白云生处的人家，在诗中只是景物性的点缀而已，并非是对人的关切。李商隐又有言：“杜牧司勋字牧之，清秋一首《杜秋诗》”。这无疑是对杜诗的绝妙评说，妙在清秋一词。清秋者，冷冽也。
拓展阅读：
诗人简介
杜牧（公元803－约852年），字牧之，号樊川居士，汉族，京兆万年（今陕西西安）人，唐代诗人。杜牧人称“小杜”，以别于杜甫。与李商隐并称“小李杜”。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，故后世称“杜樊川”，著有《樊川文集》。
人物生平
早期仕途
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，因此根据唐人的习惯，被称为“杜十三”。杜牧政治才华出众，杜牧十几岁的时候，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，振作国事。他在读书之余，关心军事，后来杜牧专门研究过孙子，写过十三篇《孙子》注解，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。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，被宰相李德裕采用，大获成功。
长庆二年（822年），杜牧20岁时，博通经史，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。杜牧23岁作出《阿房宫赋》。25岁时，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《感怀诗》，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。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，作品流传。
大和二年（828年），杜牧26岁，进士及第。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，被授弘文馆校书郎、试左武卫兵曹参军。
大和七年（833年），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，后转为掌书记，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。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。这时杜牧居住在扬州，特别喜欢宴游。大和九年，杜牧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，赴长安任职，分司东都。八月在东都洛阳上任。因此逃过了十一月的甘露之变的险恶风波。在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张好好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张好好诗》。在洛阳期间，由于职务清闲，他四处凭吊古迹，写下了不少诗篇。
大和九年（835年），杜牧三十三岁，由扬州赴长安就任监察御史。
开成二年（838年），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下，被召为宣州团练判官。
开成四年（839年），年底杜牧离开宣州，去长安任左补阙、史馆修撰。开成五年，杜牧升官为膳部员外郎。
迁官外放
会昌元年（841年），杜牧调任比部员外郎。
会昌二年（842年），外放为黄州刺史。杜牧外放的原因史书上并无记载。杜牧自己认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挤。而李杜两家为世交，李德裕为何不喜欢杜牧，有人认为是杜牧为人倜傥，不拘小节，与李德裕的理念不合；而且牛李*争，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，可能被李德裕认为是牛*。后杜牧任池州、睦州刺史。为政能兴利除弊，关心人民。
会昌四年九月（844年9月)，杜牧迁池州刺史，这年四十二岁。池州治所秋浦县(今安徽贵池)。
会昌五年（845年)，七月，武宗下诏禁毁佛教。杜牧对于这一措施是很赞同的，后来他在宣宗大中年间作《杭州新造南亭子记》，详细叙述武宗禁毁佛教事。
宣宗大中二年（848年），得宰柏周墀的帮助，入为司勋员外郎、史馆修撰，转吏部员外郎。
生暮年
宣宗大中三年（849年），就因为京官俸禄低，而难以养家请求外放杭州刺史，但是没有批准。
宣宗大大中四年（850年），他被升为吏部员外郎。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，连上三启，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。但是也有人认为，杜牧请求外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，而是不满意朝政，认为自己无法在朝中有所作为。同年秋天，杜牧到任湖州刺史。他在湖州凭吊前贤，结识诗友，作了不少诗。一年后，他又被内升为考功郎中、知制诰。到长安第二年，迁中书舍人。这段时期，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别墅，并且闲暇之时经常在这里以文会友。
宣宗大中六年（852年），冬天病重逝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