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学习王士禛个人资料
王士祯，清初杰出诗人、学者、文学家。博学好古，能鉴别书、画、鼎彝之属，精金石篆刻，诗为一代宗匠，与朱彝尊并称。书法高秀似晋人。康熙时继钱谦益而主盟诗坛。论诗创神韵说。早年诗作清丽澄淡，中年以后转为苍劲。擅长各体，尤工七绝。以下是帮大家整理的王士禛个人资料，欢迎大家分享。
王士禛（1634—1711），字贻上，号阮亭，别号渔洋山人，山东新城人。清初著名诗人。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进士，初官扬州推官，入为部曹，转至翰林，任国史副总裁、刑部尚书。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罢官归里。工诗词，论诗创神韵说。未仕时赋《秋柳》诗，崭露头角；官扬州五年，得江山之助，诗名大起。诗作甚丰，著有《带经堂集》、《渔洋山人－精华录》、《居易录》、《池北偶谈》等。故居位于火神庙西夹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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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神韵说”创始人王士禛
职务： 刑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讲学士 称号：一代诗宗，“文坛领袖”。 生卒： 1634年—1711年 因清朝避雍正帝“胤禛”讳，改名为“王士正”，乾隆即位后认为“禛”和“正”连读音都不同，于是再将其改称为王士祯。 清代著名诗人、诗论家。字贻上，号阮亭，又号渔洋山人。出身于著名的官宦世家。其家族于明清之际，煊赫一时，被誉为“江北青葙”。山东济南府新城（今山东淄博桓台）人。顺治十五年（1658年）进士。出任扬州推官。后升礼部主事，官至刑部尚书。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年）罢官归里。王士禛论诗，在诗坛上独创诗论“神韵说”，以「神韵」为宗，要求笔调清幽淡雅，富有情趣、风韵和含蓄性。王士禛的五、七言近体诗最能代表他的风格特色。他不重视文学对现实的反映，大部分诗是描写山水风光和抒发个人情怀的，偏于对艺术技巧和意境的追求，是他的创作理论的具体体现。王士禛有词集《衍波词》，以小令为佳，但其成就逊于诗。著作有《带经堂集》，诗选有《渔洋精华录》，诗话有《渔洋诗话》，笔记有《池北偶谈》、《古夫于亭杂录》、《香祖笔记》等。 其理论著作有《律诗定体》，他对古代诗歌声调韵律作了初步的归纳总结，对后世实有“抛砖引玉”之功绩。
幼年神童 童龄即赋
王士禛自幼聪颖超人，有神童之誉。8岁能诗，12能赋，15岁出版第一本刊物《落笺堂初稿》。清·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王士禛11岁，某日祖父王象晋，偕从弟王象咸会饮，酒阑兴酣，象晋把酒命诸孙与他即景作诗对句，看到正在挥毫的王象咸，便随口吟道“醉爱羲之迹”，诸孙面面相觑无应对答，王士禛应声答道“狂吟白也诗’’两位老人惊喜，齐声称好。并说：“此子必早成”。王士禛24岁时，八月游济南，与诸名士云集于大明湖，会饮水面亭上，举办“秋柳诗社”。当时秋高气爽，绕亭杨柳千余株，披拂水面，叶始微黄，乍染秋色，王渔洋触景生情，怅然有感，即景作《秋柳》诗四章。全诗借秋柳的衰色为触机，以委婉的笔调，巧妙用典，感慨盛衰无常，悲叹故物飘零。当时正是明代灭亡不久很容易引起汉族知识分子“亡国之痛、故国之思”的情感。《秋柳》诗的问世，极易引起共鸣。因此大江南北，一时不胫而走，文士纷争唱和不下数十家，从此诗名大噪，为后来在诗坛上地位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清史记载
王士祯，字贻上，山东新城人。幼慧，即能诗，举於乡，年十八。顺治十二年，成进士。授江南扬州推官。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宁，按治通海寇狱，株连众，士祯严反坐，宽无辜，所全活甚多。扬州鹾贾逋课数万，逮系久不能偿，士祯募款代输之，事乃解。康熙三年，总督郎廷佐、巡抚张尚贤、河督朱之锡交章论荐，内擢礼部主事，累迁户部郎中。
十一年，典四川试，母忧归，服阕，起故官。 上留意文学，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：“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？”霨以士祯对。复问冯溥、陈廷敬、张英，皆如霨言。召士祯入对懋勤殿，赋诗称旨。
改翰林院侍讲，迁侍读，入直南书房。汉臣自部曹改词臣，自士祯始。上徵其诗，录上三百篇，曰御览集。 寻迁国子监祭酒，整条教，屏餽遗，奖拔皆知名士。与司业刘芳喆疏言：“汉、唐以来，以太牢祀孔子，加王号，尊以八佾、十二笾豆。至明嘉靖间，用张璁议，改为中祀，失尊崇之意。礼：祭从生者。天子祀其师，当用天子之礼乐。”又疏言：“自明去十哲封爵，称冉子者凡三，未有辨别。
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，位汉、唐诸儒之上，世次殊有未安，宜予釐定。”又疏言：“田何受易商瞿，有功圣学，宜增祀。郑康成注经百馀万言，史称纯儒，宜复祀。”又疏言：“明儒曹端、章懋、蔡清、吕柟、罗洪先，并宜从祀。绛州贡生辛全，生际明末，以正学为己任，著述甚富，乞敕进遗书。”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。疏并下部议，以笾豆、乐舞、名号、位次，俟会典颁发遵循；增祀明儒及徵进遗书，俟明史告成覈定；修补南北监经史版，如所请行。 二十三年，迁少詹事。命祭告南海，父忧归。二十九年，起原官，再迁兵部督捕侍郎。三十一年，调户部。
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。三十七年，迁左都御史。会廷议省御史员额，士祯曰：“国初设御史六十，后减为四十，又减为二十四。天子耳目官，可增不可减。”卒从士祯议。 迁刑部尚书。故事，断狱下九卿平议。士祯官副都御史，争杨成狱得减等。官户部侍郎，争太平王训、聊城於相元、齐河房得亮狱皆得减等，而衡阳左道萧儒英，则又争而置之法。徐起龙为曹氏所诬，则释起龙而罪曹，案其所与私者，皆服罪。及长刑部，河南阎焕山、山西郭振羽、广西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，士祯曰：“此当论其救父与否，不当以梃刃定轻重。”改缓决，入奏，报可。 士祯以诗受知圣祖，被眷遇甚隆。四十年，乞假迁墓，上命予假五月，事毕还朝。
四十三年，坐王五、吴谦狱罢。王五故工部匠役，捐纳通判；谦太医院官，坐索债殴毙负债者。下刑部，拟王五流徙，谦免议，士祯谓轻重悬殊，改王五但夺官。复下三法司严鞫，王五及谦并论死，又发谦嘱讬刑部主事马世泰状，士祯以瞻徇夺官。四十九年，上眷念诸旧臣，诏复职。
五十年，卒。 明季文敝，诸言诗者，习袁宗道兄弟，则失之俚俗；宗锺惺、谭友夏，则失之纤仄；斅陈子龙、李雯，轨辙正矣，则又失之肤廓。士祯姿禀既高，学问极博，与兄士禄、士祜并致力於诗，独以神韵为宗。取司空*所谓“味在酸咸外”、严羽所谓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”，标示指趣，自号渔洋山人。主持风雅数十年。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，言诗中当有人在。既没，或诋其才弱，然终不失为正宗也。
士祯初名士禛，卒后，以避世宗讳，追改士正。乾隆三十年，高宗与沈德潜论诗，及士正，谕曰：“士正绩学工诗，在本朝诸家中，流派较正，宜示褒，为稽古者劝。”因追谥文简。三十九年，复谕曰：“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，字与原名不相近，流传日久，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。今改为士祯，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。各馆书籍记载，一体照改。”
一代诗宗
王士禛是一代诗宗，主盟诗坛被尊为“泰山北斗”在诗坛上独创诗论“神韵说”，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，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，又取得很高成就，产生广泛影响，因被人屡以“博学善诗文”之名兴荐，受到康熙召见，应康熙之命，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《御览集》呈上，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，从此受到格外恩宠，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“带径堂”、“信古斋”两堂额。能蒙皇帝如此垂青，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，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，从而宦途通达，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。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，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，引导了一代诗风。 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，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。
勤于著书，著有《带经堂集》、《渔洋诗集》、《池北偶谈》等数十种560多卷，其诗论“神韵说”造诣极深，影响深远，一时门生半天下，诗友数百人，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，被尊为“一代诗宗”，“文坛领袖”。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，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，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31名，举人46名，出仕为官者100多人，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。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，簪缨不绝，人才辈出，成为“江北青箱”。
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，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，除去本人勤奋学习，刻苦努力外，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。 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，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，一发而不可收，如顺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委命为扬州推官，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，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。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，来往甚密，并组织共同倡和，编有《红桥唱和集》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，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，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。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编定《渔洋山人精华录》大部分选自《典试四川》、《南海集》和《雍益集》。
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“典试四川”、“祭告南海”沿途得“江山之助”之作，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。 王士禛蜚声海内的'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；以文论交。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，凡是同好，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。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。 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，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，与渔洋同时，而籍贯邻县，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，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，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。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，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，及诗文造诣，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．蒲松龄著《聊斋志异》，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。除了文坛上的成就，政绩也相当显赫。26岁任扬州推官，5年后提拔京城，历任翰林院侍读、都察院、国子监祭酒，直至16任刑部尚书，为官至45年，恪守“清、慎、勤”。
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年）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，唐山当时土脊民贫，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，王士禛放心不下，专门写下《手镜录》一册给他，予以教诲，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，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，洁已爱民，虽然是让儿子，“置座右”实际上，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。
王氏家训
下面例举几条：
1、公子公孙做官，一切倍要谨慎检点。做官自己脚手须正，持门第不得。
2、春秋课农，须身亲努谕鼓舞之。赴游须减驺从，自备饮食，令民间不惊扰。
3、皇上御书赐天下督抚不过“清、慎、勤”三字。如不努力作好官，亦易滋谤。勉之，勉之！ 从中可以看出王士禛是一位身体力行，为官司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清正廉洁的好官。康熙四十三年（1707年）王士禛71岁时，因申告王五一案失出被罢官，出京归里这天巾车就道，*书数簏而已，送者填塞街巷，莫不攀辕泣下。回归故里后，只闭门著书，不理外事。一生著述等身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。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77岁时，康熙帝眷念旧臣，命复王士禛刑部尚书职，但由于年老多病，未能成行，有儿子扶掖跪拜谢恩。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因病卧床，在枕上检阅了自己平生的诗文创作，亲加删定，汇集为《带经堂集》，事竟而终，《带经堂集》92卷，收集了王士禛一生的全部诗集和散文创作，其中诗有4000余首，再加上未收录该集的《池北偶谈》、《居易录》等20多种笔记杂著等，共36种560卷，以洋洋大观的面貌，反映了诗人吟咏不辍的一生。
同年以78岁故于新城故里，葬于系河北岸，王氏祖茔。为了加强对王士禛的宣传和学术研究，自1983年开始，桓台县人民政府投巨资修复了忠勤祠，成了王士禛纪念馆，并先后组织召开了数次全国及国际王士禛学术讨论会，王士禛学术研究到空前规模。现在，一个以王渔洋纪念馆为主的学术中心、研究中心、旅游中心，已基本形成，王士禛的学术研究，将迎来一个灿烂的春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