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得学习义利之辨文言文翻译
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。 是中国古代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的争辩。下面收集了义利之辨文言文翻译，供大家参考。
义利之辨文言文翻译
鲁国有规定，凡是到国外旅行去，看到有鲁国人在外国被卖为奴隶的，可以花钱把他赎出来，回到鲁国后，到国库去报帐，国库照付。有一个学生，在国外看到有鲁国人被卖为奴隶了，就把他赎出来。赎出来以后，他没到国库去报帐，别人都说这个人品格高尚。知道后，大骂这个学生，说这个学生做错了。说看问题不能这样看，他这个做法，实际上妨碍了更多的奴隶被赎出来。这个人回来后没有去报帐，将来别人看见做奴隶的鲁国人，本想赎他出来，去报帐的话，别人就要议论品格不如他。这样，这个人就可能装作没看见，不去赎人了。所以，这个做法就妨碍了更多的鲁国奴隶被人家赎买出来，是有害的。
有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，孔子的一个学生跳下水去，把人救起来了，家属感谢他，给他一头牛，他就收了。别人就在背后议论孔子的这个学生。孔子知道了，表扬了这个学生，说这个学生做得对，这样做这会使更多的落水人被救。因为救了人之后，人家给东西，是可以收的，于是再有人落水，就有人愿意去救。所以要看客观的效果。
其他：
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
哲学家劳思光详辨“所谓‘义’，在《论语》中皆指‘正当’或‘道理’。偶因语脉影响，意义稍有变化，但终不离此一意义”。另一位哲学家陈大齐则指出：
孔子此言只在表示：君子知道义的好处而爱好义，一切行事都以义为准则；小人只知道利的好处而爱好利，一切行事都以利为准则。不可推测过甚，以为义与利两相矛盾、不能并容，义者必不利，利者必不义。亦不可推测过甚，以为“喻于义”与“喻于利”是君子与小人所由分，君子只可“喻于义”，不可“喻于利”，一“喻于利”，便成小人。过甚的推测足以令人误解孔子思想的真意。孔子并未主张：义与利是两不相容的；亦未主张：君子见了利，便应掉头不顾，不容作任何考虑。
这是不无道理的。从《论语》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说“见利思义”、“见得思义”，都在教人不要忘义，而不在教人应该弃利。忘义固为真小人，取利未必非君子。陈氏还引孔子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之言来证明“富且贵是私利，然孔子所视若浮云而不欲得的只是不义的富贵；若是合义的富贵，不在孔子摒弃之列”；引孔子“邦有道，贫且贱焉，耻也”之言来证明“合义的富贵不但不应当摒弃，而且是应当求取的”，都是贯通《论语》全书后对孔子思想所作的.精当分析。
原文
子曰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(《论语·里仁第四》)
今译
孔子说：“君子明白的是义，小人明白的是利。”
孔子的“义利”观
“义利之辩”，这个伦理学中道德评价标准的问题，在中国是由孔夫子最先揭举的。他在《论语·里仁》中提出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。
孔夫子这个命题中的“君子”，并非即指后来所谓“道德高尚的人”，而是指“劳心者”，即当时的统治阶级成员，包括来他这里学习统治道术的“士”；“小人”，也并非如后来专指“卑鄙无耻之人”，而是指“劳力者”，即被统治的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，包括平民和奴隶。为什么这样认定呢？我们可以从《论语》中找到证据：子曰“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。君子怀刑，小人怀惠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，孔子说：君子念念不忘道德，小人念念不忘乡土。君子关心法制，小人挂念恩惠）。“君子学道则爱人，小人学道则易使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，孔子说：君子学懂了道理就会仁爱他人，小人学懂了道理就容易服从统治）。“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，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，孔子说：君子具有勇气而不具有正义感就会制造***，小人具有勇气而不具有正义感就会造反做强盗）。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，孔子说：君子当中不仁爱的人是有的吧，没有小人而做到仁爱的呢）。从以上这些孔子的言论应可看出，《论语》中所称“君子”并不即等于道德高尚的人，“小人”也并不就是卑鄙无耻的人。孔夫子的学生樊迟“请学稼”、“请学为圃”，向老师要求学习种菜种庄稼，孔夫子批评他“小人哉，樊须也”；这不是骂樊迟“卑鄙无耻”（樊迟被列为孔门弟子的七十二贤人中呢），而是指责他以自己“士君子”、“劳心者”的身份却要混同于“劳力者”（普通老百姓）。孔夫子要求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；君子而要去“学稼”、“为圃”，抢做老百姓的工作，那么，“耕也，馁在其中矣”，就会搞得大家都没有饭吃了。
孔子以上提出的伦理道德标准，将“义”属之于“君子”，要求他们遵循；而将“利”归之于“小人”，让劳动者能够生存发展。
孔子要求：“君子义以为上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以“义”作为行动的指南；“君子义以为质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把“义”化为自己的血肉，使自己思想起本质变化；“君子”应该成为完美的人，而完美的人应该“见利思义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。孔子对自己提出的这些要求身体力行，以身作则，他表白自己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为浮云”。孔子提出的这个“义”，怎么解释呢？《中庸》解释说：“义者，宜也”，凡事适宜就叫做“义”。怎样才是适宜呢？孔子提出“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《礼记·礼运》扩充说明曰：“父慈、子孝，兄良、弟悌，夫义、妇听，长惠、幼顺，君仁、臣忠；十者谓之人义”。简括而言之，“义”，就是人心中认同的做人的伦理道德准则。从当今的观点来看，孔子提出的这个“义”，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。孔夫子将“义”属之于“君子”，就是要求统治阶级成员、各级官吏，首先要加强道德修养，“讲政治、讲正气”，搞好自身精神文明建设；这样才能做到“行己也恭”、“养民也惠”、“使民也义”，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”。
孔夫子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做“君子”，君子如果“放于利而行，多怨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孔夫子说：任凭个人利益指导行动，会招来很多怨恨），所以君子不能谋求个人私利。而由于“小人喻于利”，所以孔子要求“君子”把利益和恩惠给予老百姓。他提出“君子”美德之一“惠而不费”，是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。他指出“君子”行政的“大节”应该是“礼以行义，义以生利，利以平民”（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，孔夫子说：礼法用来推行道义，道义用来产生利益，利益用来安定人民）。孔子诚然蔑视劳动人民，如说“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”，等等；这自然是他的错误。但是，他把“利”归之于“小人”，要求统治者保护和给予劳动人民以利益，让劳动人民富裕起来而又接受教育【老百姓人口增长（“庶矣”）了，孔子提出要“富之、教之”《论语·子路》】，这应该是孔子学说中最大的平民性之所在吧。对比而言，后世那些与民争利、夺利残民的统治者、贪官污吏，不应该羞愧么？
孟子的“义利”观
孟子继承孔子思想，特别推重“义”。他认为“义”是“人之正路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；为了“义”，他甚至表示愿意放弃生命：“生，亦我所欲也；义，亦我所欲也；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”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）。
孟子的“义利”观引起后世批评争议的，是他谒见梁惠王时所说的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……何必曰利？”这一回著名“公案”值得我们再次分析。
梁惠王即魏惠王。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，魏惠王“二年，魏败韩于马陵，败赵于怀”；惠王三年，与齐战，败；五年，为秦所败；“六年伐取宋仪台；九年，伐败韩于浍；与秦战少梁”；“十年，伐取赵皮牢”；“十六年，侵宋黄池”；“十七年，与秦战”，失去少梁；又攻赵，“十八年，拔邯郸”，被救赵的齐军打败于桂陵；“三十年，魏伐赵，赵告急齐，齐宣王用孙子计，救赵击魏；魏遂大兴师”，“与齐人战，败于马陵”。从以上历史记载可以看出，这位魏惠王执政三十多年，频频攻伐，穷兵黩武；然而东败于齐，西丧地于秦，损兵折将，国力空虚，被迫迁都大梁，因而被称为“梁惠王”。
造成如此困难局面，梁惠王才“卑礼厚币以招贤者”，以高待遇延请贤能的人来帮助他。孟子谒见，梁惠王是怎么提出问题的呢？他说：“寡人不佞，兵三折于外，太子掳，上将死，国以空虚，以羞先君宗庙社稷，寡人甚丑之。叟不远千里，辱幸至弊邑之廷，将何以利吾国？”这样一番话，可见梁惠王仍然没有认识到自己穷兵黩武的错误，没有认识到国君的责任首要在于“敬天保民”、富民教民。他所谓“利吾国”，并非指有利于国富民丰、人民安居乐业；而是指希望国富兵强，继续征战以开疆拓土，为他“先君宗庙”洗刷“羞”辱，为他这个“寡人”遮“丑”，给他带来更多的财富和享受。这不是要求“利吾国”，而纯粹是欲以利他的一己之私。孟子当年勇敢地、超前地主张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对于梁惠王这种不顾人民，只*自己的论调自然反感，所以当即斥之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！”
孟子这段论述开头如此推崇仁义，是否根本不要“利”呢？非也非也。我们应该首先分析一下“利”。人世间的“利”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，即：一、利己，这是生物的本性之一，且在个体多为主导方面；利己性是推动个人奋发进取的最主要的原初力量，却也由于利己性，才产生攻击性、侵略性、占有欲大膨胀；二、共利、互利，这也是生物本性之一，在群体、社会中善于用此，可以生存得更好、发展得更繁荣；人类社会能够很好地发扬这种“利”，如墨子提倡的“兼相爱，交相利”，它其实已经渗入到“义”的范畴了；三、利他，如“苟利国家，生死以之”的“利”，虽称为“利”，实在又纯是“义”，相当于新中国提倡的“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”。讲究“天时地利”，更讲求“人和”的孟夫子，所反对的是“上下交征利”那种统治者只*利己的“利”。孟子呼吁推行“仁义”，要求统治者梁惠王：第一、“不违农时”，第二、“数罟不入洿池”，第三、“斧斤以时入山林”。这三条，第一条是要求遵照和利用自然规律以发展生产，不在农忙时征兵打仗，也不搞长官意志瞎指挥扰乱生产；第二第三条反对竭泽而渔、乱砍滥伐，是要求合理使用资源，保护生态环境，是要走一条促进民丰国富的“可持续发展”的道路。孟子希望这样能达到的目的是：“黎民不饥不寒”，“使民养生丧死无撼”，“七十者衣帛食肉”，“谨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义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；也就是安定人民、富裕人民、教育人民。孟子向梁惠王宣传的这些主张，对人民有利；人民安定了，国家也就能巩固，因而对国家也有利。可见孟子的主张是人民和国家及君主互利、共利、“双赢”、都赢。孟子这些重民轻君，反对攻伐的主张，不利于统治者黩武称霸、享受威风，因而被视为迂阔迂腐，不受短视、恶劣的统治者欢迎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作决定将孟子逐出文庙，不准以孟子陪祀孔子，可见对孟子厌弃之深。而从我们今天的眼光、从人民的立场来看，孟子的这些主张确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啊！
【拓展】义利之辨历史词典解释：
关于道德行为与功利相互关系之辨析和争论。《左传·昭公十年》：“思义为愈。义，利之本也。”指出“义”既是“为愈（贤）”之依据，又是“利”之根本，认为义重于利。《论语·里仁》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将“义”、“利”对立作为区别“君子”、“小人”之道德标准。战国时期，墨子后学则以“义”为“利”，提出“义，利也”（《墨子·经上》）之义利统一观。孟子继承孔子之义利对立观，反对言“利”，主张存“义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）。韩非子则提倡重“利”，谓“利所禁，禁所利，虽神不行”，指出“委利而不使进”，犹“为门而不使入”，是“乱之所以生也”（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下》）。西汉董仲舒坚持儒家义利对立观，提出“仁人者，正其谊（义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。司马迁则认为，凡天下人，上自国君，下至百姓，无不谋利，故谓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（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）。宋代理学家沿袭孔孟义利对立之说，谓“大凡出义则入利，出利则入义”（《二程遗书》卷十一），认为义利不可并存；又以“天理”为“义”，“人欲”为“利”，把儒家存义去利之说发展为“存天理去人欲”。南宋时陈亮、叶适倡功利之学，反对理学家之义利观，主张“义利双行，王霸并用”（《陈亮集》卷十一），“既无功利，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”（《习学记言》卷二十三），视“功利”为“道义”之本。明李贽针对董仲舒“正其谊（义）不谋其利”，明确指出：“夫欲正义，是利之也；若不谋利，不正可矣。吾道苟明，则吾之功毕矣；若不计功，道又何时而可明也？”（《藏书·德业儒臣后论》）以义利统一观反对儒家关于义利对立之正统观点。清颜元更提出“盖正谊（义）便谋利，明道便计功，全不谋利计功，是空寂，是腐儒”（《颜习斋先生言行录·教及门》）。